中原文化的论文（通用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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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文化建设论文

浅谈徽派建筑文化与中原建筑文化的比较论文

1.比例和尺度。

比例是建筑物整体与局部或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关系，在空间中体现为长、宽、高之间的比值。建筑环境形式的比例是一种重要的审美要素。根据审美经验，建筑物环境的形式比例存在相同比值关系的时候，整体感觉更和谐，更具有美感。尺度是指建筑环境给人感觉上的大小印象。尺度与建筑物的真实尺寸大小有一定的比例关系，但尺度与比例并不完全相同，审美原则的尺度是一种基于建筑物环境大小而产生的感觉。西方建筑环境设计特别推崇比例和尺度的美，著名建筑学家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特别强调比例的美学观。文化建筑设计中比例和尺寸往往密切相关，在进行环境设计的时候，应当反复推敲比例和尺度的大小，选择最佳值和最合适的搭配，提升文化建筑的美感。

2.均衡与主从。

均衡是指在设计的空间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平衡关系。在自然界中，相对静止的物体能产生视觉上的平衡感，在文化建筑的环境设计中，这种平衡感符合安全的原则，也能达到整体的审美要求。主从与均衡看似相同，其实存在很大区别。主从体现的是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区别，即各组成要素在整体中所处的地位与所占的比重对整体效果的影响。主从设计可以有效避免设计作品松散和单调的现象。建筑设计中，主从和均衡往往也是相互联系的，过于注重均衡则无主从，过于主从则失去均衡。在进行设计的时候，要全面考虑均衡和主从产生的审美效果，从平面与立面、外部环境与内部空间、从局部到整体等各方面处理好主从与均衡关系，力求取得完整统一的效果。

3.反复与韵律。

反复是指以相近或者相同的构成单元按固定的规律出现。反复的设计效果体现为组成要素有节奏和秩序出现的美，一目了然，易于辨认。韵律是指形式要素引起视觉和心理上的律动效果，例如光线、色彩、材质、造型等合乎某种规律时给人的节奏感。反复和韵律并不相同，反复一般是某一要素简单重复出现，而韵律具有极强的连续性和条理性，但是二者都是最基本的构图原理，也是中国古典艺术中流行的构图方式。在环境艺术设计中，合理采用反复和韵律的`构图方法，注重简单重复和韵律变化，能使文化建筑设计作品产生生动、活跃、协调、富有节奏的美感。

4.渐变与对比。

渐变是指利用类似要素的微差关系进行连续排列而取得统一的形式。渐变设计往往用于对比悬殊较大的要素之间的过渡转化。渐变设计的关键在于基本比率的选择，一般选用等差或等比数列作为渐变比例。渐变的效果一般体现为优美的节奏感、强烈的韵律感和柔和、含蓄的视觉感。例如公园长廊设计往往采用规律变化的廊柱来获得的渐变效果。对比是指各形式要素之间的差异性。对比设计容易刺激人的感官，同时产生兴奋的审美效果。文化建筑设计中常采用此法使造型生动而富有活力。对比的形式主要是“量”方面的对比和“质”方面的对比。对比和渐变往往是成对出现的，渐变就是对了消除对比，而对比又体现了渐变的两个极端。在环境设计中，正确运用对比和渐变，能产生生动活跃而又不失柔和的审美效果。

二、结束语。

文化建筑环境艺术设计具有广阔的空间平台，设计者应当注重文化艺术形式多元和内容丰富，在保证建筑物功能性的同时，合理的调整自然环境和照顾人们的视觉感受，注重满足人们内心的审美需求，最创造出高质量的建筑环境艺术设计作品。

浅谈徽派建筑文化与中原建筑文化的比较论文

岭南的绝大部分地区位于亚热带和沿海区域，冬暖夏热，夏季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度大、气候炎热、空气潮湿、雨水充足、台风频繁、每年的台风、洪水等自然灾害多数发生在岭南地区。因此岭南建筑的内部地面普遍比外部地面高，墙脚多数采用青砖、石块或具有防水功能的材料建造，以防洪水，房屋的布局也比较密集，屋顶层采用砖或其它材料压紧加固，防止台风的侵袭，造成建筑物的损坏和人员伤亡，对于富裕的家庭使用青砖楼房，或者加厚墙体，达到防水、防风的效果。岭南许多地区靠近沿海，古时海盗出入频繁，因此这些地区建筑不仅要具有遮风挡雨，满足人的居住功能，而且还要有抵抗外人侵犯、偷盗的防御功能。例如广东省开平市的碉楼是具有明显防御功能的建筑，这些建筑有许多传统和其它原因所建，但建筑的结构和设计无不体现其防匪、防盗的特性，开平碉楼现存共有1833座，每座碉楼风格各有差异，但有许多共同点，即门窗窄小，铁门铁窗，墙体较厚，材料坚固，易守难攻，墙体四周设有枪眼，人们通过枪眼可以对碉楼四周进行了望和控制，古时的碉楼一般配备枪械和铜钟等防卫装置（见图1，图2）。

岭南地区毗邻港澳台，海上交通便利，国际商业贸易来往密切，进出口商品频繁，自古经济就比较发达。所有这一切都给西方建筑文化的引进创造了条件，不少岭南地区的城市，如广州、厦门等地出现了西方建筑与岭南建筑相融合的产物，即“洋楼”“骑楼”等。这些楼一般是楼上住人，楼下商店，往往两排“骑楼”对面而建，形成街道，形成长达几百米乃至上千米的商业长廊，为业主提供经营和居住的优良条件，为顾客和行人营造了舒适的通道和购物环境（见图3，图4）。这样的建筑模式延申到现在，普及到乡镇，扩展到工业。我国现代的工业园区，专业镇和新农村建设等建筑小区，一般都是类似这样的建筑群。它是西方建筑文化与我国建筑文化，是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建筑文化，是城市建筑文化与乡村建筑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2岭南建筑的技术风格。

岭南建筑一般都坐北朝南，既有利于夏季的通风采光，又有利于冬季的保暖。平面采用条形，多间房屋并列组合，前面设有敞廊，遮阳板或屋檐，以遮阳挡雨，同时也方便用户行走。为防止潮湿和雨水浸没，多采用石柱础、高柱础及石梁。岭南地区雨水多，地处有山、有水、河流小溪交错复杂的位置，加上人多地少，耕地资源比较紧张，许多建筑都集中建在小山坡、丘林地带，居高而下，分排建设，一个山坡形成一条自然村。村中房屋多为单层，屋顶为金字塔形，以泻雨水。在建材选择方面，一般采用泥砖、青瓦或青砖。有些富裕家庭，为防止偷盗，采用加厚墙，其厚度甚至达到1m以上，用砂、泥、灰捣固，非常坚硬。在山区，为不占良田，房屋多建在山腰。岭南建筑的平面布局除了条形，还有方形和圆形。客家的围龙屋，是典型圆形布局建筑，以广东梅州地区最为常见。这种建筑由多围建筑群组成，每围由许多相连单间屋向内作一半圆形状，像半月牙形，围屋前沿有一禾坪和池塘，建筑物与池塘组成一个圆形的平面布局，这充分体现了客家建筑的围合性和向心性文化（见图5），据4月15日报导，仅梅州市现有客家围龙屋总数2万余座。客家的“土围子”和“小城堡”式建筑是典型的方型建筑（见图6），这些建筑墙厚1m以上，屋高10m多，具有十分强的防御功能，墙体采用“三合土”技术，以筑土形式营造，再用砂灰批档墙壁，以防雨淋。这些围合性建筑一直传承至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有许多建筑已采用新技术、新材料，但在岭南山区的乡村，依然还有许多这样的建筑群，这是客家建筑文化传承至今的结果。岭南地区江河多，海岸线长，许多以捕鱼谋生的渔民，长期生活在船上，以船为家。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解放以后，在政府的关心和组织下，他们在海岸或江河岸上，修建房屋，移居陆地，这些房屋矮小，形状似船，屋顶为弧形，人们称其为“蛋家”。为防止台风和水浸，这些房屋用木板和金属板建成，一家一间。岭南建筑的内部平面布局是灵活多样的，是根椐家庭成员情况来确定，除条形布局以外，还有中轴对称院落布局，这种布局类似北方的四合院，中间为天井，四周分别居住几个小家庭，这种布局有利于通风和采光，有利于家底成员的沟通和照顾，也有利于防止外人的'干涉和偷盗。

3岭南建筑生态景观。

岭南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对各种植物的种植和生长都十分有利。因此，岭南地区家家户户的周围都有园林、池塘、河流、田野等形成的生态景观。许多人相信风水，认为好的住宅应背山，面水，位于缓坡（背玄武，前朱雀，左青龙，右白虎之地）。因此，屋的前方常建有池塘，池塘边种植树竹，两者融为一体，形成与房屋不可分割的自然景观。池塘既是风水组合的一部分，又可供农田灌溉，村落消防，气候调节，这都给村庄带来了勃勃生机。夏天从南边吹来的凉风经水面，穿竹林后，吹进住宅，使屋内空气清新凉爽。南方的村落很少修建围墙，而是利用竹林，尤其是带刺的竹林，围成的天然屏障作为防御实体，同时还可遮档台风，防止台风对房屋的侵袭（见图7）。村落进出口或公共地方，往往都种有参天古树，有些古树旁边修有土地庙，逢年过节，人们便来供奉。村民住宅的旁边，通常设有大小晒场，这些晒场不但是村民晒谷的场地，还是村民的活动场所。每逢炎夏傍晚，男女老少，一起来到晒场，聊天乘凉，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岭南有些客家村落门前都设有一个数平米的空地，用来立桅杆，每当家中有人获得功名，就在桅杆区立一根长15m左右的桅杆，上掛功名旗，这也构成了客家村落的一独特景观（见图8）。由于岭南地区的气候特点，一般很少荒山秃地。到处都是四季常青的绿色环境，每个自然村就象一座园林，有果树，竹子，芭蕉……翠绿的海洋中，点缀着灰白的房屋，十分雅致。即使是烈日炎炎，室内也很清凉，村庄的外围是稻田，农作物随着季节变化，与村庄相互衬托，呈现出一片迷人的景象，即使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出现，村落间出现了高楼大厦，但是那种传统的生态景观文化还是十分浓厚。

4结语。

岭南建筑文化充分体现出岭南人民的民族风情和人文景观，是岭南地区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岭南地区的建筑必须要传承传统建筑文化，吸收全国乃世界建筑文化的优点，实现美好的居住环境，逐步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循环环境。

参考文献：

[1]唐孝祥。近代岭南建筑文化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60～64）。

[2]谢志英，宋晓云。岭南建筑文化探析。河南建村。200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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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丽娅。碉楼建筑研究。现代商贸工业。2009。1（280～281）。

[6]王颂等。论传统民居建筑文化观。小城镇建设，12期。

[7]杨豪。从城堡、土楼、围龙屋看客家建筑文化。江西食品，1期。

摘要：岭南建筑体现了岭南人民的民族风情和文化传统，是我国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岭南建筑的建构特征，技术风格和人文景观出发，分析了岭南建筑文化的特点和内涵。

关键词：建筑文化；岭南建筑；碉楼；骑楼；围龙屋。

浅谈徽派建筑文化与中原建筑文化的比较论文

徽州古民居受徽州文化传统和优美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形成独具一格的徽派建筑风格，粉墙、瓦、马头墙、砖木石雕以及层楼叠院、高脊飞檐、曲径回廊、亭台楼榭等的和谐组合，构成徽派建筑的基调。徽派古民居规模宏伟、结构合理、布局协调、风格清新典雅，尤其是装饰在门罩、窗楣、梁柱、窗扇上的砖、木、石雕，工艺精湛，形式多样，造型逼真，栩栩如生。

两层多进，各进皆开天井，充分发挥通风、透光、排水作用。人们坐在室内，可以晨沐朝霞、夜观星斗。经过天井的“二次折光”，比较柔和，给人以静谧之感。雨水通过天井四周的水枧流入阴沟，俗称“四水归堂”，意为“肥水不外流”，体现了徽商聚财、敛财的思想。民居楼上极为开阔，俗称“跑马楼”。

天井周沿，还设有雕刻精美的栏杆和“美人靠”。一些大的家族，随着子孙繁衍，房子就一进一进地套建，形成“三十六个天井，七十二个槛窗”的豪门深宅，似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之感。黟县关麓的“八大家”就是由八个兄弟的20幢民居屋舍相贯、院庭联幢而成。徽派民居在室内装饰和摆设方面也极为讲究。

正堂挂中堂画，两侧中柱上贴挂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等透出深刻的哲理，反映了徽商贾而好儒、崇文重学的思想。厅内陈设条桌，桌上东边放一花瓶，两边摆一古镜，中间是时钟，寓意徽商在外永远平安。走进徽州，人们可以从众多鳞次栉比的古民居中看到“东方文化的缩影”，著名的古民居村落有西递、宏村、唐模、南屏、呈坎、昌溪等等。

浅谈徽派建筑文化与中原建筑文化的比较论文

立柱用料也颇粗大，上部稍细。明代立柱通常为梭形。梁托、爪柱、叉手、霸拳、雀替(明代为丁头拱)、斜撑等大多雕刻花纹、线脚。梁架构件的巧妙组合和装修使工艺技术与艺术手法相交融，达到了珠联璧合的妙境。梁架一般不施彩漆而髹以桐油，显得格外古朴典雅。墙角、天井、栏杆、照壁、漏窗等用青石、红砂石或花岗岩裁割成石条、石板筑就，且往往利用石料本身的自然纹理组合成图纹。墙体基本使用小青砖砌至马头墙。

茶文化论文

英国茶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积淀着深厚底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英国茶文化。

远隔千山万水的两个国家孕育出了各有千秋的茶文化，本文拟从物质、精神、语言三个层面出发，针对中英茶文化的内涵进行梳理，力图为中英两国茶文化交流工作提供参考。

茶文化论文

茶为国饮，发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盛于宋，明清时遍及中华。

茶成为一种文化并记于史册传与后世，是与历代文人墨客分不开的。

茶书据《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后，巴蜀诸小国以茶为贡品。

但作为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的专著应是唐代陆羽的《茶经》，书中记述了茶的历史、栽培、采制以及煮茶、用水、品饮等内容。

之后，茶的专著中较著名的有：唐代张又新《煎茶水记》、苏庭《十六汤品》，宋朝蔡君谟《茶录》、赵佶《大观茶论》、熊蕃《宣和北苑贡录》、赵汝砺《北苑茶录》、黄儒《品茶要录》，明朝钱椿年《制茶新谱》、田艺衡《煮泉小品》、许次纾《茶疏》、屠隆《茶笺》。

清以后的茶书就不计其数了。

茶联茶联常悬于茶室或茶店，着力宣扬茶功茶效，以广招徕。

如：“松涛烹雪醒诗梦，竹院浮烟荡俗尘。”“泉香好解相如渴，火侯闲评东坡诗。”“香分花上露，水汲石中泉。”“瓦壶水沸邀清客，茗碗香腾遣睡魔。”“佳肴无肉亦可，稚淡离我难成。”等等。

茶诗自古诗家多茶客。

唐诗人姚合曾不惜以诗乞茶：“不将钱买将诗乞，借问山翁有几人?”东坡居士则将新茶喻为美女，吟出了“从来佳茗似佳人”的千古绝响;到了元代诗人刘秉忠笔下，更是一语道破诗家爱茶的真谛：“铁色皱皮带老霜，含英咀美入诗肠。”好一个“含英咀美入诗肠”，难怪代代诗人对茶情有独钟。

茶画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墓葬中，有一幅敬茶仕女帛画，反映了汉代皇室贵族已有茶饮，足见茶韵融入画意由来已远。

我国历来都有茶画名作，如唐代的《调琴啜茗图卷》;宋代钱选的《卢仝烹茶图》，刘松年的《斗茶图》;明代唐伯虎的《事茗图》，沈周的《醉茗图》、《虎丘对茶坐图》;清代薛怀的《山窗清洪图》，都形象地记录了茶事史料，可以说笔笔渗茶墨之情，幅幅香溢诗画之中。

茶令茶令和酒令是我国传统饮食文化的组成部分。

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与茶友陆士修、张荐等，就曾将茶令组成了为人传诵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情言(陆)。

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张)。

不须攀月桂，何假树庭萱(李)。

御史秋风劲，尚书北斗尊(崔)。

流华净肌骨，疏渝涤心原(颜)。

不似春醪醉，何辞绿菽繁(僧)。

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陆)。”这一茶令堪称茶文化的佳品。

近年台湾还流传一种新的茶令“返返拳”，可知茶令至今不衰。

茶肴茶肴，是指加进茶叶一同制作的肴馔。

茶肴之多，岂止是“五香茶叶蛋”。

试看今日广东的“茶香鸡”(用乌龙茶)，浙江的“龙井鱼片”、“龙井虾仁”，南京的“香炸云雾”，安徽的“云雾肉”、“毛峰熏鲥鱼”，江西的“云雾石鸡”，四川的“樟茶鸭”，河北承德的“茶烧猪肉”，香港的“武夷茶皇鸽”等等。

茶谜茶谜，是茶农、茶商和饮茶爱好者在寻常生活中生动形象的升华，也是中国茶文化的延伸。

最早的茶谜很可能是古代谜家撷取唐代诗人张九龄《感遇》中的“草木有本心”诗句配制的“茶”字谜。

在现代，借助灯谜来弘扬祖国茶文化，更为人们喜闻乐猜。

如“山中无老虎”(猜茶名“猴魁”);“嫩香值千金”(猜茶名“莫干黄芽”);“人间草木知多少”(猜茶具“茶几”)等等，这不仅丰富了茶谜的内容，而且也为茶文化增添了声色。

茶礼“客来敬茶”是我国人民好客的传统与礼俗。

以茶代礼古已有之，至今不少地方颇有情趣。

苏南一带过年，有用两颗金橘泡“元宝茶”敬客的习俗，象征吉祥如意;赣北修水一带，有用芝麻、黄豆、生姜、桂花、爆米等为佐料泡“果茶”敬客之俗，若茶中佐料品种越多，表示对客越尊敬。

中原文化：山西戏曲

“山乡庙会流水板整日不息，村镇戏场梆子腔至晚犹敲”。这副来自晋西的旧戏台楹联，可以说集中反映了山西人民对戏剧的强烈爱好。这种爱好，源远流长，已经形成一种代代相因的传统风尚了。早在北宋年间，当北宋王朝的国都汴京的演出场所还被称作“勾栏”、“瓦舍”、“乐棚”的时俟，山西早已有了固定的砖木建筑、被称作“舞亭”、“舞楼”、“乐楼”的正式戏台了。宋、金、元、明、清以来，山西戏台屡有所建，虽然年深月久，几经沧桑，现在的古戏台仍在百座以上。

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山西地方戏曲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民间唱戏之风日盛。《朔州志》记载清朝雍正年间，朔州有个知府叫汪嗣圣的，颁布了一个《禁夜戏令》，企图改变这种风尚。这个禁令说：“朔、武风俗，夜以继日，惟戏是耽……而愚夫愚妇方且杂沓于稠人广众之中，倾耳注目，喜谈乐道，僧俗不分，男女混淆。风俗不正，端由于此。”结果怎么样呢?官方的禁令虽然堂而皇之，民间的“愚夫愚妇”“倾耳注目，喜谈乐道”乃至“夜以继日”的盛况依然如故。到了乾隆年间，定襄县有个叫樊先瀛的举人给‘帝上了一个《保泰条目疏》(见《定襄补志》)，急于借助皇帝的力量来“裁演剧，。止夜唱，戒淫戏”。他列举的“淫戏”种类，不仅有戏曲，还包括舞拳棍、弄刀枪等卖艺活动，女筋斗、上刀山、跑刀、缘绳、弄猴、耍熊等“异方杂戏”，以及打花鼓、凤秧歌、霸王鞭、莲花落等，这正好从反面说明：民间百戏，在清代的山西农村是多么兴盛!这位举人还在奏疏中对演戏提出了具体的限制：“大村每岁戏止一台，中树则二年一台，小村则三年一台。每台戏止三日。”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当时的农村村村有戏台，一年唱数台，一台连唱许多天的景象是确有其事的。定襄县如此，山西广大农村也是这样。

旧社会各村镇都有大小不同的村社组织，有些大村社下还有个社。这种村社与行政管理无关，是一种自发的娱乐组织。他们各有自己一套传统节目，象百戏技艺、吹弹歌舞、民间小戏等等，种类繁多。至于唱大戏(即梆子戏)，那更是人心所向，必不可少的了。除职业班社外，不少村社还有自己的“什好班”、“自乐班”等等。存心要看戏，要唱戏，自然能找到各种机会。逢年过节当然要唱戏，迎神赛社也要唱戏，宗祠祭祖要唱戏，天旱祈雨也要唱戏，消灾免病、晚年得子等等还要唱“还愿”戏。死了人办丧事，自然不便唱戏了，但也要带吹鼓手“吹”戏。有条件的人家，还在死者的墓室壁上“画”戏。戏至能唱能吹而能画，既娱人又娱鬼还娱神，真是入神入化、天神人鬼共有之了。

清朝中叶，中国戏曲开始了“花部”(即梆子戏)和“雅部”(即昆曲)之争，山西民间赛戏之风也日趋炙热。大村镇往往同时邀两个戏班演出，叫做唱“对台戏”，还有同时邀请三个戏班的，以至出现了“连二舞台”、“连三舞台”、“品字舞台”之类的戏台布局。赛戏的时候，如果其中一班唱“红”了，村社就给他们送猪送羊，以示犒赏。如果某个青年演员唱“红”了，群众就会当场给他鸣炮奏乐、披红挂彩，这叫做“挂红”。并根据他们的年龄或演出的地点送一个光彩的艺名，比如叫“十三红”(十三岁挂的红)、“尧庙红”(在尧庙唱戏挂的红)等等。演员一旦“挂红”，声誉倍增，而观众对他的要求和期望也就更高更大了，这就鞭策他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前进。

山西人民为什么这样喜爱戏曲?为什么驼戏箱的骡子一进村，小商小贩随之而到，男女老幼四方云集呢?这是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的。旧社会，穷乡僻壤，交通闭塞，精神文化生活十分贫乏。戏曲，是他们唯一的文化娱乐，唯一的精神寄托，看戏也成了他们唯一的社交场所。戏台上，唱出了他们对贪官污吏的憎恨，唱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激情，唱出了他们对理想、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山西的四大梆子戏，传统剧目中大多是杨家将、岳家军、公案戏、爱情戏，这是不难理解的。这也说明了山西的地方戏和人民群众保持着休戚相关的血肉联系。

山西地方戏的繁荣，还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这就是我们下面将讲到的：山西是中国戏曲的摇篮，在这块桑叶形的文明土地上，哺育了无数的戏曲艺术大师，可谓源远而流长了。

中原文化：山西古货币

山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事中国古代农业十分发达的地区。一种形似今天铲状的“”，是农具，也是可以转让的财物;随着交换的发展，它演进成中国货币上一种十分重要的货币形式——布币。山西是历史上布币行用最广泛的地区，主要使用以下几种：

原始布。

兼有农具、实物货币和金属铸币性质，铜质粗糙，体形较大，首部有可以纳柄。

耸肩尖足空首布。

分大中小3种，通长11厘米至15厘米，重14克至35克，是当时山西境内的重要货币形式。这种布币布面多无文字，有文字者较少。晋南侯马、运城、稷山、夏县均有出土，其行用自西周至春秋晚期。侯马出土一布币，面有五个文字，称为“多字空首布”，堪称稀品。

尖足布。

有大、小;平肩、稍耸肩;平档、圆档;稍弧尖足、折尖足之分。大尖足布通体长约8.5厘米，足宽4.5厘米，重10克至14克;小尖足布通体长约5.5厘米，足宽约3厘米，重约5.5克至6.5克，布面铭文多铸有城邑地名，有些背文为纪数，如“晋易”、“晋易半”、“中阳”、“半”、“兹氏”、“兹氏半”、“榆即半”、“藿人”、“半”、“甘丹”、“大阴”等。尖足布多为三晋赵国货币。

方足布。

是战国时期三晋地区的重要货币形式。早期方足布弧裆体大厚重，布面铭文纪城邑也纪重，标出“”，故也称“布”。分为“二”、“一”、“半”三等制，有“安邑二”布、“安邑一”布、“安邑半”布、“甫反一”布、“共半”布等，二布重约28克;一布重13克多;半布重6克多，可见这种布是“子母相权制”。这种弧裆布在芮城、侯马、万荣、夏县、高平等地都有出土，布面铭文铸地多在山西境内，如安邑在今夏县，甫反在今永济。

方足布用的较多的是平首平肩方足布，相当于较小的“半布”故称“方足小布”，为三晋时期韩、赵、魏所铸，布面多铸有城邑文字，如“平阳”、“”“长子”、“屯留”、“同是”、“垣”、“高都”、“祁”、“”、“奇氏”、“土匀”、“阳邑”、“榆即”、“兹氏”、“北屈”、“涅”、“”、“莆子”、“城”等。这些方足小布流通广泛，山西境内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普遍出土，如山西阳高天桥一次就出土平首方足布13000枚之多。

圆足布。

是布币稍晚出现的一种，圆首、圆肩、圆足、圆裆，小型布重与方足布同，大型布重约150克。有“晋阳”、“兹氏”、“石”、“”等，多属三晋赵国货币。

三孔布。

圆足布形制，在布首、两足各有一孔，故名三孔布。布面文亦铸地名，背文十二朱及纪数，属赵国货币。这种布币甚少见，山西朔州出土“宋子”三孔布和晋南发现的“无终”三孔布堪称古钱币中的珍品。

上述几种布币，一般通称“三晋布币”，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原文化心得体会

中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渗透于中华文明的各个领域。中原文化的核心在于儒学思想，即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原则的思想体系。在这通过学习中原文化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其对于我们身上的影响与启迪。下面分别从先秦时期、汉代、唐宋时期、封建社会以及现代社会的角度来谈一谈我的中原文化心得体会。

先秦时期是中原文化的起源时期，被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之一。先秦时期的重大事件包括儒家与墨家的争议、道家思想的兴起以及诸子百家的诞生等。先秦时期奠定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基础，其强调的礼仪、道德、节操以及礼义道德等思想影响深远。在此，我深刻意识到在人类顶尖思想家们的探究中，其探索要求简明明了，这种简明不简单的境界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如在儒家的思想里，仁、义、礼、智、信总结出简洁而深刻的道德规范，可以指导个人的生活、工作、交往和社会的发展。

汉代是中原文化的辉煌时期，其中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士人的崛起，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盛行。汉代是中国科技、文化和思想的蓬勃发展时期，孔孟儒学成为唯一合法的学派。在王莽时期，黄老之争哗然而起，黄帝和老子到底谁先，更符合儒家经典传承等问题争论不休，形成反儒斗争。但汉代强调中庸之道，在多元思想的冲突中，带来了精神的平衡。在这里，我意识到在对待文化问题时，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兼容并包，吸收各种文化的长处，以最大化地推进文化发展和交流。

唐宋时期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汇聚了多种文化，形成了新儒学、佛教、道家的交互融合，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唐宋时期文化艺术繁盛，诗词歌赋、书画、戏曲等美术品争奇斗艳，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赢得了认可。在这里，我深刻认识到中原文化表现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文化的伟大成就就如同人体的血液，其源源不断的激励着一个民族的奋斗和创造，是无法替代的。

封建社会是中国文化的咸水，它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长达数千年的时间。在封建社会中，传统儒家道德与帝王统治意识紧密结合，在宣传“天命”的同时，鼓励人们奉献，强调个人义务，拥有特定色彩与精神特质。在现代社会，象征性的封建社会无法掀起社会的文化热潮，而且渐被现代自由主义、个体主义等思想所取代，这时候应该保证个人尊重，倍感就是顺应潮流，接轨世界文化发展。

现代社会是多元文化的交融时期，中原文化也在其中发现了新的发展空间。现代社会注重创新、开放，对中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当今浩瀚的时代洪流中，中原文化之所以赢得业界的称重，是因为其简明扼要的学问语言和典型特性，渗透于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驱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

总之，中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深远，体现在人类文化的多个维度。我们可以从历史的长河中总结其精华，进行文化承袭，同时应该注重现代化的发展。继承和发展中原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

中原文化：古晋史话

被称为“天王三京，北都居一”的晋阳，在佛教盛行的唐代，乃全国佛教活动的中心之一。内外远近众多的寺庙伽蓝集中地反映了唐代晋阳的佛教盛况。《旧唐书·裴休传》“太原……近名山，多佛寺”。元好问《威德院功德记》“并州，唐以来图经所载，佛踏庙处示他郡为尤多。”根据现有古籍记载，唐代晋阳的佛寺庙院主要有三类。

一类是前朝所建寺庙。这类寺庙一般规模大，名气高，香火盛。最早的有东汉建安年间建的普光寺，该寺唐初赐名普照寺，唐中宗时避天后武则天讳而改名普光寺。北魏时在阳曲县西三十里虎狼山建有冶平寺，东魏权臣高欢在晋阳城内建的定国寺等都是唐代名刹。北齐时在晋阳城外建的寺庙有：崇福寺，天保二年(551年)高僧永安建，武则天时御史大夫魏元忠曾为其撰写《崇福寺钟铭》。法华寺，在晋阳城西十五里的蒙山，北齐天保二年(551年)建，原名开化寺，寺后依山刻佛像，高二百尺(66.66米)。隋仁寿元年(601年)，建造高大佛阁，以庇尊像。李渊镇晋阳，曾到此寺瞻礼。夜梦化佛，遂起兵建唐。童子寺，在晋阳西十里的龙山，天保七年(556年)弘礼禅师建，寺内有石刻造像，高一百七十尺(63.3米)。唐高宗李治与皇后武则天曾于显庆六年(661年)来此瞻礼。

二是由官衙名宅改建的寺庙。晋阳多前朝官衙名宅，唐代为了保存这些建筑，将其改为佛寺，供人瞻礼。这类寺庙有，高欢在天龙山的避暑行宫改为天龙寺;并州尚书省改为大基圣寺;王韶宅先改为百官寺，又改为解脱寺;斛律明月宅，唐改为正觉寺;萧(王禹)宅，改为开元寺;宇文述宅，李渊晋阳起兵于此发端，因此改为义兴寺。

三是唐代新建寺庙，主要有奉圣寺，在晋祠南，武德五年(622年)，鄂国公尉迟恭将自己的别墅指出建佛寺，唐高祖李渊赐名“十方奉圣禅寺”。尉迟恭晚年皈依佛门，在此寺栖居。崛(山围)寺，在阳曲县西三十里崛9山围)山上，贞元二年(786年)建，初名三教堂，后改为多佛寺。此外，唐代在晋阳及其附近新建寺庙还有千佛寺、圆通寺、龙泉寺、华塔寺，闲居寺等。

唐代晋阳大佛寺。

唐北都晋阳佛教兴盛，寺庙众多，著名的大佛寺便是其中之一。

大佛寺创建于隋文帝开皇年间。有位名叫澄空的和尚，年二十岁，他在晋阳汾水以西建寺后，誓愿要在寺中铸一高七十尺的巨型铁佛。于是澄空四处化缘，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聚集金炭，开炉铸像，不幸佛像没有铸成。澄空稽首忏悔，继续为铸佛不遗余力。又过二十年，已是唐初，二次开炉造佛又遭失败。年过六旬的澄空和尚仍不灰心，矢志不移，决心再次精心准备，誓在有生之年造成佛像。又是二十年艰辛努力，三次开炉造佛，远近僧俗万人，前来观瞻铸佛盛况。澄空登上百尺炉巅，对观众高声喊道：“我年轻时就发下大愿，铸写大佛，现已八旬，曾两次造佛不就，这次如再遭违心，这辈子恐难以完成夙愿了。今日开炉，我将与金液同铸佛像。如果大佛造就成功，五十年后吾将为佛再建重像。”观众听后无不人人泪下，号泣谏之，但澄空决心以死明志。等到炉口开启，金液喷射，澄空向众人挥手致谢后，飞鸟一般纵身跳入滚滚铁流之中。佛像终于造就，其相庄严端妙，毫发胥备，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大佛寺遂成晋阳城中著名寺院。唐玄宗开元年间，节度使李(日高)镇守晋阳，看到佛像为风日所侵，便捐资七万缗，建重阁以护之，名曰“平等阁”。此距澄空捐躯造佛正好五十年。此后，大佛寺更具盛名，远近僧俗纷纷前来顶礼膜拜。直到宋初，宋太宗平北汉火烧晋阳城，大佛寺及佛像一起随城焚毁。

酒文化论文

应酬的饭桌跟家人小聚不一样，有很多注意事项。酒桌上有“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的说法，但你切记不要在喝酒前说出来。这样会使人觉得你是在劝酒，而且感情真正的深浅不是靠说出来的是行动起来的。如果你会喝酒而不想喝酒，千万不要把“我不喝酒”挂在嘴边，一向唠叨，除了让人觉得你很烦以外，更会让人觉得你虚伪。

“能喝酒的人才能升官”虽然这句话很片面，但也在理。切忌在领导面前大肆显摆，明明不会喝酒却一个劲的喝，最后喝高了做出什么事情来连自我都不明白。不仅仅丢了表现的机会还会在领导心目中留下不好的印象。

敬酒也有很多注意事项，比如在单位聚会上，领导互相喝完后，才能够敬领导酒。能够很多个人一齐敬同一个人，但是绝对不能一个人敬多个人，除非你是领导。别人敬你酒时，即使不会喝酒也要小抿一口，以表礼貌。

敬别人酒时，如果是碰了杯，就必须要喝光酒杯里的酒，你能够对被劲酒的人说“我干，你随意”以表礼貌和大度。但是不碰杯的话，酒得视状况而定了，但是绝对不能对方喝了一大半，你自我却只是舔了舔酒杯，要明白是你在敬人家酒。如果对方喝完了，你也要尽量喝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酒文化知识更是值得学习的一门功课。酒桌上现真感情，酒桌上体真心。如果不了解酒文化知识，会显得很失礼。也会让人觉得你没有常识，目中无人。所以学好酒文化知识是有很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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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山西戏曲

上党梆子流行于晋东南地区(古上党郡)。当地人过去称这为“大戏”。

上党梆子起源于明代末年。音调高亢明朗，粗犷朴实，音乐曲调丰富，音响强烈。表演上，多用直出直人，强烈明快，侧重唱念工夫。在约400个传统剧目中，以表现古代英雄、忠臣良将、外抗侵侮、内惩奸贼题材为主，许多戏浸透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富有积极意义。

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表现杨家将的“杨家戏”，歌颂岳家军的“岳家戏”，演得慷慨悲壮，动人心弦。解放后，经过整理加工，许多传统剧目耀出新的光彩，重新演出的优秀传统剧目有《三关排宴》、《天波楼》、《皮秀英打虎》，移植演出的《薛刚反朝》、《法门寺》，创作和新编的现代戏《十里店》、《山村供销员》等，受到城乡观众的欢迎。

上党梆子在长期的发展过程这中，名角竞秀，人才辈出。著名的老艺人杨清海，工须生兼老旦、净角，他的《雁门关》、《苦肉计》，享有很高的声誉。著名演员段二淼以饰演小生、须生驰名，唱腔高亢激越，变化自如。《长生殿》、《雁门关》、《甘泉宫》，在太原演出获得“誉满并州”的美称。四十年代，郭金顺以扮演《三关排宴》中的杨四郎、《雁门关》中的杨八郎、《徐公案》中的海瑞、《挂龙灯》中的高怀德而著称。他的独到演技和唱工，常使人赞不绝口。上党梆子还培养出一些优秀女演员，其中著名的有吴婉兰、郝聘芝、张爱珍、吴国华等。她们的唱工和做工，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党梆子在清代中期流传到山东菏泽地区和河北永年县，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在当地形成了山东枣梆和河北西调两个剧种。

中原文化心得体会

中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具有丰富多彩的内涵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近期的深度游学活动中，我有幸前往中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的河南，深入了解中原文化，从中汲取灵感和启示。本文将从历史、文化、人文、人文景观以及现代化建设五个方面谈论我对中原文化的心得体会。

一、历史因素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原文化历史文化渊源深厚，几千年的文明史让中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我们只有从历史衍变中寻找灵感、汲取力量，方能让现代社会更好地发展。从坐落在中原之地的洛阳、开封、郑州再到小县城，都能看到中原文化的体现。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洛阳、开封等城市，如今在这里留下了众多的史迹和文物，如白马寺、龙门石窟、大报恩寺、少林寺等绝佳的古代建筑，这些古代遗景能帮助我们观察和了解人类文明的进化史。

二、文化体现是中原文化的独特之处。

中原文化的独特之处体现在多个方面，如传统文化、民俗文化、文化遗产等等。比如开封的韩琦以及其子韩愈的追求“忠君爱国，尚贤重士”希望通过这种行为启示更多的人，希望大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出更多的正能量。在河南，大大小小的寺庙、祠堂等，都具有其独特的文化之美，这也让我感受到一个地区的文化性格深浅与否、地区文化的魅力大小取决于地方文化之年龄、在社会中的地位、记录人类文化发展的程度。

三、人文景观是中原文化留给我们的永久印记。

河南是一个拥有丰富人文景观，人文气息浓厚的省份。这里有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的龙门石窟、千年古刹少林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报恩寺等，它们有回忆和它们美好历史的印迹。奇山异水在中原文化的镇区中已经融合成了旖旎风光。在那些地方，我又恍如回到了一个崭新而熟悉的时期。中原文化的人文景观，向人们展示了传统中国文化的永久魅力。

四、人际交往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独特魅力。

中原文化独特的魅力还体现在那里的人际交往上。河南所有的人都非常的热情好客，他们和你交朋友没有任何障碍和偏见。他们对人在热情真挚，让我真正领悟到了那句话：“山穷水尽之时，人情最温暖”。它也让我深深体会到这句话的博大。在那里，人们都能够彼此尊重、欣赏、共同协作发展，更好地开创新的事业。

五、现代化建设是中原文化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弘扬传统文化与推进现代化建设是中国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必须选择，而中原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在这方面也走在了前列。国家一系列的文化政策吸引着人们前来了解和投资。新的中国安阳尊古街、郑州航空港区、洛阳新区的更新，无一不是我们文化的新形象。通过现代化建设，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化，是中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总之，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的瑰宝之一，历史文化、文化体现、人文景观、人际交往、现代化建设是中原文化的五个方面。这次深度游学活动，让我对中原文化的多重层面有了更加深刻和清晰的认识，并且也让我领略到了中原文化的美丽魅力和未来可持续发展动力。我相信，中原文化将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包容和有机更新下，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芒，继承至今，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代代相承。

中原文化：山西古货币

古代铸造方法比较粗放，殷商冶炼技术出现，铸造了仿真贝的铜贝，其范围尚有一定局限。春秋时期简单的手工冶铸作坊已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铸造工场。侯马春秋铸铜遣址出土的炼炉、坩埚以及空首布的陶范和泥内范，显示出一座古代铸币工场的规模与工艺水平。泥范由泥沙加工制成，钱币铭文反刻范内，经浇铸取出铜币，范即毁坏，一范只用一次。币材多为青铜，含铜70-80%，余为锡、铅、锌等。晚期布币多为各诸侯国所铸，铸有城邑名称，初要在本城邑内流通，后范围逐渐扩大。

秦半两亦用泥范浇铸，铸出的钱轻重相差很大，秦半两与布币不同之处在于秦半两是国家统一和度量衡统一情况下多为官炉所铸，布币则是各城邑自造。西汉铸钱技术略有提高，所铸四铢半两始采用铜范，铸出钱大小一致。汉代五铢钱铸造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已十分工整。山西有多处汉代五铢钱范出土，可知汉代山西仍是铸钱重地。山西定襄曾出土一具五铢铁范，很少见。北魏时，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冬十二月，尚书崔亮奏请于王屋等山采铜铸钱，“诏从之。自后所行之钱，民多私铸，销就小薄、价用弥贱”。王屋就在山西垣曲县境内。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诏汉王谅，听于并州立五炉铸钱”。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到唐天宝年间，“天一炉九十九：绛州三十……”，山西已是全国主要铸钱之地。乾元二年(759)绛州诸炉“更铸重轮乾元钱”，径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宝，“一当五十，二十二斤成贯”，“于是新钱与乾元、开元通宝钱三品并行”。

其时，“每炉岁铸三千三百缗(每千文为一缗)，役丁匠三十，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邋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每千钱费钱七百五十。天下岁铸三十二万七千缗”。山西所铸钱约为全国的四分之一多一些。唐钱私铸多，钱滥恶，“河东旧使锡钱，民颇为弊，宜于蔚州置五炉铸钱”，“自是河东锡钱皆废”。足见当时恶钱充斥山西。

宋铸钱规定“凡铸钱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锡八两，得钱千，重五斤”。初对“诸州轻小恶钱及铁邋钱悉禁之”，但难以禁住。“又请因晋州积铁铸小钱。及奎徙河东，又铸大铁钱于晋、泽二州，亦以一当十，助关中军费。……于是奎复奏晋、泽、石三州……铸小铁钱，独留用河东。河东铁钱既行，盗铸获利什六，钱轻货重……”。民间私铸铁钱，甚至使官炉罢铸，对这种情况，熙宁八年(1075)“诏河东铸钱七十万缗外，增铸小钱三十万缗，于是知太原韩绛请仿陕西令本重模精，以息私铸之弊”。

山西宋钱官家铸额颇大，如张州垣曲监每年铸26万贯铜钱，铸额在全国铸钱监中居前。北宋末年，“唯河东三路听存旧监，以铸铜、铁钱;产铜郡县听存，用改铸小平钱”。并“俄诏并河东罢铸夹锡钱，止用旧法鼓铸”。南宋时山西在金统汉下设有阜通监，在代州，铸大定通宝。宋钱铸行数量极大，大额交易用钱已不便，往往用银，钱只为小额买卖所用。

金元铸钱基本袭用旧制，因银、纸币行用渐渐盛行，铸钱自然相对减少。明铸造钱较少，山西有炉局鼓铸，母钱有用铜、锡制成的，铸钱用范铸，钱币轻重、成色有匠头专司其职，铸费较高。万历五年(1577)山西巡抚高文《钱法十议》中，提到铸钱费用为：工料铜价每百斤值银七两，工匠杂费二两二钱，可铸钱10000余文。明铸炉规模已扩大，每炉每年7832贯，较唐代每炉每年3300贯多了一倍多。洪武二十六的(1893)，山西有铸炉40座，每年铸钱23328000文。山西明初用钞少用钱多，后钱钞兼用，以纸币为主，钱为辅;纸币膨胀跌价后，一切以银、钱支付。

清代制钱在山西的铸造可上溯到顺治年间，当时户部设宝泉局，工部设宝源局，铸顺治通宝钱，并“颁行各省，开炉鼓铸”，钱文为汉、满两种，正面铸“顺治通宝”四个汉字，北面铸“宝泉”两个满文。“直省则以局名……山西曰原”。“雍正七年更定各省钱文……山西曰‘宝晋’”，此后，山西铸钱局名“宝晋局”。宝晋局原设六炉，乾隆五十九年(1794)以后“只开四炉”。道光四年(1824)后因银贵钱贱，全国铸炉渐减至道光九年，山西铸钱炉“一并停止”，后道光二十三年又“遵户部咨，先以四炉开铸”。咸丰初年，全国各铸钱局开铸当十到当千大钱。宝晋局在咸丰四年(1854)亦开铸当十大钱，因“成本过重”，“每年共亏折钱五万九百余串，合银二万余两”。只得暂行停铸，并“移炉就铁，……在平定州设局安炉，铸铁钱解京”。“原由户部派员督办，在准部改为晋省接办”。铁钱铸出“无法畅使，难以流通”。后铸炉时有停开，光绪十三年(1887)山西“宝晋避遵旨派员赴天津买铜(进口铜)开炉鼓铸”，“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先开一炉”，“光绪二十六年添一炉鼓铸制钱”。以后，制钱渐被铜元所代，各省竞相改铸铜元，制钱铸炉即告终结。

清白银地位更加重要，山西多有银元宝铸造，上嵌有县名，由当地银炉铸造，尤其是五十两一锭的大宝，山西所铸数量之多居全国之首。

清末民初银元渐多，广为流通，银两虽依然在山西部分地区使用，但已不如以前，制钱仍有少量行用，据载民国6年(1917)流行在山西境内的制钱经约有3亿枚左右。

山西铜元铸于民国5年(1916)，当时阎锡山为适应市场流通需要和从中取利，在陆军修械所内设铜元局，用制钱改铸铜元，当十铜元(即一枚铜元相当制钱十文)共造451608172枚，当二十铜元共造23257023枚。银元铸造目前发现山西仅有二角银辅币一种，因制作粗劣，当为私铸。

纸币印行可上溯至宋，据记载，潞州设交子务专管山西交子一应事务。

金是先印行纸币，纸币交乐印行权交由各路单管，交钞上印有准流通区域，并规定兑换之州、府，如陕西东路交钞可在河中府(今永济)、潞州(今长治)兑换;平阳、太原府路印行交钞可在平了、太原路官倒换钱券。元代纸币印行也袭旧制，但其借贷、劳务、物价、交易都用银，并以银作纸币发行手段，低币印制用木版或铜版，加盖印鉴。元各种钞发行额较大，并已不限流通年月。官票宝钞“先于京师行用，后流通渐广……颁布各省，一律遵办”同时对民间的银钱私票行用仍听其便。

清官票宝钞行用于山西，已是咸丰十一年(1816)，其行用也不是当做完全法偿币，商民缴纳厘税、官兵俸饷都是只能搭用几成，一般是三成左右。晚清山西交纳田粮赋税，分为银四成、制钱三成、米豆三成，内中三成制钱即准搭用钞票，就是这样，钞票的行用依然令“商民恐慌，市肆混乱”。及至咸丰末年，对官票宝钞不得不加以清理。到同治年间，除捐税、纳官、赎当偶有搭配使用外，基本上已停用。值得一提的是大清宝钞负责制多用山西白色双抄毛头纸。金、元、明、清山西纸币发行机关多为政府或稍后的官钱局、官办银行等(如大清银行)。民国初年统计山西官银号官钱局发行纸币2077236元。稍后，山西纸币更加复杂，种类繁多，币值各异。直至民国8年(1919)山西省政府统一币制后，才禁止各种杂钞的发行，由山西省银行及铁路垦业、盐业银号发行的晋钞取代。山西四银行号发行的钞票垄断山西货币市场达20年之久。

中原文化：山西戏曲

晋剧，即中路梆子，是山西省的代表性剧种，为山西省的四大梆子之一。由于它的活动地区在山西中部，尤其是在太原附近、晋中一带，而且这一剧种历来受到山西中部广大群众的欢迎、喜爱，因称中路梆子。中路梆子的特点是旋律婉转、流畅，曲调优美、圆润、亲切，道白清晰，具有晋中地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自己独特风格。

中路梆子渊源于蒲州梆子，清道光、咸丰年间已经盛行。它吸收了蒲剧的许多特点，又经过许多艺人的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可以说，它是在蒲剧基础上大胆突破和创新而形成的一种别具一格的梆子戏。

近百年来，中路梆子的一些前辈、老艺人对这一剧种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孟珍卿(艺名“三儿生”)、张景云(艺名“十三红”)、高文翰(艺名“说书红”)、乔国瑞(艺名“狮子黑”)、田桂子、毛毛旦、油樵旦等，在唱腔和做派上，不断创新，不断改进，路子越走越宽，戏越演越精。尤其是著名晋剧演员丁果仙登台后，由于她的艰苦的戏曲舞台实践，在唱腔、道白、做派等方面，都有新的改进，对今日晋剧风格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中路梆子最早主要活动在太原周围，很容易吸收兄弟剧种的长处，融会贯通。因此，这一剧种演出范围也随之逐步扩大。抗日战争以前，已经扩展到河北西部、陕西北部、内蒙地区。在以上地区，相继建立了固定的中路梆子剧团，演唱晋剧。抗日战争中，许多中路梆子艺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挽救民族危亡的英勇斗争，在晋察冀、晋绥、太行等革命根据地演出。他们不仅演传统戏，而且还演现代戏、新编剧目。在前方和根据地公演，受到人民的赞扬，对鼓舞人民的士气，起到一定的作用。晋绥七月剧社(中路梆子)曾随军到西安、成都、甘肃天水等地进行过较长时期的演出活动。

解放以后，中路梆子剧团逐渐增多，尤其在晋中、吕梁、太原地区，差不多县县有专业剧团，许多村镇有业余剧团。著名剧目《打金技》已拍成电影。

山西省晋剧院是山西省晋剧主要演出团体。成立于一九五九年二月。这个剧团演出历史较久，多年来，培养了不少青年演员，积累了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许多优秀演员荟萃于此，受到了山西省晋剧到好者的拥戴。

山西省晋剧院设在太原，现有演职人员二百八十七人。这个剧院，在历史上曾经汇集了山西省内晋剧的老艺人丁果仙、牛桂英、郭凤英、梁巧云、冀美莲等人。这些老艺人，经过舞台生活的千雕百凿，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表演风格、唱腔，在群众中留有很深的印象和很高的威信。

现在，这个剧院的著名演员有王爱爱、田桂兰、冀平、马玉楼、刘汉银、郭凤英、王宝钗等。山西省晋剧院的代表剧目有传统戏《打金枝》、《含嫣》、《小宴》、《杀宫》、《算粮》等。

中原文化：地方小戏

一泻千里的黄河，几经曲折从内蒙流入山陕峡谷，越过偏关县寺沟，就到了位于晋、陕、蒙交界的河曲、保德县。这里的人民能歌善舞，人俊音甜，到处可以听到动人的歌声，素有“民歌之海”的美称。

“二人台”这一地方小戏就植根在这块土地上，一出《走西口》更以它真实的社会内容、细腻的生活细节、精彩传神的表演、韵味浓郁的唱腔而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二人台”是起源于河曲，流传于晋北、内蒙西部、陕西北部、河北张家口等地的地方小戏。它在表演程式上属于“两小”戏。角色仅有小丑小旦或小生、小旦两人，表演生动活泼，唱腔洒脱奔放，委婉流畅，深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二人台最初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朝末期，逢年过节，一些闹红火的人聚在一起，在屋内、院落、村头、广场进行地摊演唱，都是河曲民歌的小曲小调，这种娱乐活动俗称“打坐腔”。到了清咸丰初年，这种“打坐腔”吸收了姊妹艺术中的秧歌、高跷、旱船、道情等艺术营养，发展为具有一些舞蹈动作，由旦丑两角色一进一退走场表演。逢年过节观看的人围拢在火龙(旺火)四周，演员和乐队在场内表演，当地人叫“转火龙”。到了清同治年间(公元1862至1864年)，由于河曲广大劳苦百姓因生活所迫“走西口”，把这种艺术形式带到口外，吸收融化内蒙民歌的音乐语言及戏剧化妆等特长，使之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具有戏曲雏形的地方小戏。

二人台的传统剧目约有120个，内容多取材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富有浓郁的生活情趣。可分为“硬码戏”与“带鞭戏”两类，“硬码戏”偏重于唱、念、做，突出表演作用，如《走西口》、《探病》等。“带鞭戏”是载歌载舞、歌舞并生，如《挂红灯》、《打金钱》等。其内容多是表现农家生活和爱情生活等。

二人台的音乐分腔和牌曲两部分。唱腔多承用民歌曲调，有些经过各种速度的变化处理，已走向板式化。牌曲部分，基本是民歌基础上的器乐化。此外还吸收、借鉴了古牌曲、民间吹奏乐等，使其越来越丰富。演奏和伴奏时，主要有洋琴、笛子、四胡、二胡、四块瓦等乐器。音乐具有优美、清新、秀丽、明朗等特点。

《走西口》就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劳动人民血与泪，苦与恨，情与爱的生动写照。

“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在封建社会，由于这里地瘠民贫，加上封建统治阶级的层层盘剥，广大人民不得不背井离乡，经过山西北部的杀虎口，跨越长城，到察哈尔、绥远等地，即今河套、后山一带去垦荒。因杀虎口位于长城的另一个通道口——一张家口的西面，故称“西口”。内地人把从杀虎口进入内蒙地区叫“走西口”。河曲旧志记载：“河邑人耕商塞外草地，春夏出口，岁暮而归，但能经营力作，皆足糊口养家。本境地瘠民贫，仰食于口外者无虑数千人。”许许多多的贫苦农民为了养家糊口，维持温饱，到“天下黄河，唯富一套”的口外去出卖劳动力，沿途要遭遇数不尽的艰难，完全是一种非人的生活。

《走西口》创作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反映山西大旱灾后，太春和玉莲这对新婚夫妇，为生计所迫，忍痛分离时的无限悲苦。整出戏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不是以故事诱人，而是以细节出戏，以真情感人。新婚不久的太春出去借粮，没有借上，就与伙伴相约远出西口谋生。当他不得不把动身的消息告诉妻子孙玉莲时，整出戏的情节推向了高潮，通过人物的对话，表达了夫妻情深意浓、恋恋不舍的心情。丈夫去口外谋生，妻子多方叮咛，一方语重心长、一方声声相应，对话是那样娓娓动听，情意绵长。通过人物的语言，深刻地刻划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实难留，

怀抱上梳头匣，

给哥哥梳梳头。

清朝男子都留有长辫，这是特有的服饰民俗，从妻子给丈夫梳头开始，到离家后衣、食、住、行的嘱咐，“吃饭你要吃热”，“喝水要喝长流水”，“走路要走大路”，“住店要住大店”，“坐船要坐船舱”，凡是一个做妻子应该想到的都想到了;一般妻子想不到的，她也想到了，一桩桩、一件件是那样的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临到分别的最后一刻，说出了一个纯洁少妇最担忧的事情：

哥哥西口外行，

不要贪“花红”，

恐怕你变了心，

忘了妹妹的恩情。

她谆谆告诫丈夫不要沾花惹草，没有感情基础的朋友是不牢靠的：

有钱是朋友，

无钱眼下瞅，

总不如小妹妹，

年长日又久。

通过叮嘱的全部内容，难分难舍的全部过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纯朴多情、温柔细腻的农村妇女的形象。最后太春终于与玉莲分手了，当太春“走出二里半，扭回头来看”时，“望见玉莲小妹妹，还在房上站。”这真挚、素淡的粗线条勾勒，可以给观众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为眼的凄苦动人的场面洒下同情的泪水。

如今，地处晋西北黄土高原的河曲、保德已是旧貌换新颜，它以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晋、陕、蒙三省区的商业流通集市，昔日走西口的悲惨生活已成为过去，但是二人台这朵民间小戏的奇葩，将永远开放在人民的心里。

中原文化：地方小戏

榆社霸王鞭，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间优秀文艺节目，它集舞蹈、武术、体育于一身，以节奏明快，粗扩豪放，铿锵有力，欢乐祥和的独特风格，受到当地群众的喜爱。每逢节庆之日，当一队队健男俏女、红装艳裹，持鞭上场舞动霸王鞭时，博得观众的阵阵喝彩!

起源传说。

榆社霸王鞭的起源，众说纷纭。民间流传，主要有三种说法：

一说秦末楚汉相争，项羽与刘邦击掌相约：先入咸阳者王之，后项羽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每攻下一城池，项王便站在马上，挥舞马鞭，高歌竞舞，舞至酣时，命士卒折木为鞭再舞，共同欢庆胜利。其恢宏之状，动魄之情，吸引和感染了当地百姓，百姓纷纷效仿之。于是这种欢庆胜利的即兴舞蹈形式，就由军营传播到民间，逐渐演变为一种传统舞蹈节目。又说，项羽带兵在太行山一带作战，曾宿营榆社，故源出于榆社。因项羽自称西楚霸王，“霸王鞭”由此得名。

二说榆社古县志记载，西晋末年，五胡十六国中的后赵王石勒为榆社人。当时，赵王石勒不满西晋王朝的压迫，率众反抗，百姓纷纷响应，石勒的势力不断壮大，被誉为“王朝之魁”。此时，石勒立志称霸中原，他在打仗获胜之后，兵将们的喜悦之情难以自抑，便自发地持枪械手舞足蹈起来，这种舞蹈形式，流传到民间，逐步发展成为彩鞭形式，以表达赵王称霸中原之意。遂将这种舞蹈称之谓“霸王鞭”，而赵王家乡在榆社，“霸王鞭”自然也就发源于榆社。

三是相传宋代时，榆社人尚武成风，无论年老年少，皆有习武嗜好，武术高手很多。其中，有一老者武艺高强，无人可敌，人称“霸王”。古时无论官家还是商号，在运送金银财物时，都请他作保镖。其人善练鞭杆，鞭技出神入化，变化多端，功夫甚深。鞭杆长约一米，既是驱赶牲口的工具，又是防敌自卫的武器。在他的带动下，善使鞭杆的人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鞭技逐渐派生出一种舞蹈形式。

以上三种说法尽管各执一词，但有几点是相同的。一是霸王鞭的确历史悠久，几乎长达2000余年，最短也有1000余年;二是发源地为榆社;三是霸王鞭是从战争或武术中演化而来的。它在榆社境内流行，即可成为上述三种说法的佐证。道具及基本技巧榆社霸王鞭的道具是“双鞭”，即用长约l米的木棍或竹杆制成。棍杆两端系上小铁环、铜环，后改为铜铃.并系红绸布条或金色穗条。这样，舞动起来，丁当作响，彩绸飞转飘扬，格外醒目好看。

霸王鞭的基本技巧是：用鞭端磕打四肢为其基本动作。传说的打法为“八点法”，即：一点磕左手，二点磕右肩，三点磕左肩，四点磕大腿(平抬)，五点磕左小臂，六点磕右大腿(平抬)，七点磕右腿(平抬)，八点磕左脚掌(由身后跳起)。

后来，又发展为“四十点法”，即在原“八点法”的基础上，又加了三个“八点”，两个“四点”。磕打的位置不只限于四肢，还可磕打手腕、腰、腿外侧、后肩等部位，还有双鞭互磕、触打地面。

1995年，在省、地群众艺术馆领导和专家的大力帮助指导下，对霸王鞭又作了进一步的艺术加工和改造，使霸王鞭又上了一个新的艺术台阶。将霸王鞭的动作发展到磕、打、推、转、挑、翻、荡、摇、摆、甩等10个花样，进一步丰富了表演队伍的造形变化。同时将整套舞蹈，分为《祝福篇》、《丰收篇》、《欢庆篇》三大部分，使霸王鞭的形式与内容更加协调、融合，并配以创作的音乐，使它既具有浓溢的乡土韵味，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祝福篇》表现劳动人民对风调雨顺之年、安乐幸福生活的祈盼;《丰收篇》表现五谷丰登、硕果累累和劳动人民丰收后的喜悦心情;《欢庆篇》表现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向往。

风格特色。

榆社霸王鞭体现了节奏明快、粗犷豪放、喜庆欢乐为主调的风格。整个舞蹈、快慢结合、轻重有致，高低错落、刚柔兼俱、富于变化，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霸王鞭道具的装饰色彩与演员的服装色彩，均以大红和金黄为主色调，再加上明快的音乐伴奏，使霸王鞭呈现出一种欢庆、热烈、祥和的基调，抒发出一种浓厚的黄土高原文化气息，反映出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精神风貌。霸王鞭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具有显明的群众体育性质。当一对对男女表演起鞭舞来，全身各个肢体部位都在运动，自然而然地起到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作用。霸王鞭的第三个特点是，它还可以锻炼和增进表演者的搏击能力。正如传说的那样，在过去从事武术的人，很喜欢舞弄鞭杆这一套拳术。如今霸王鞭的许多动作，就是从武术鞭技中习衍而来的。因此，久练霸王鞭舞，自然可以锻炼身体，提高自身的保卫能力。

由于霸王鞭具有以上一些特点和功效，千百年来，很受群众的喜爱。

建国前，榆社县的霸王鞭活动，就已基本普及，全县80%以上的村子，都有此项活动。城关附近，南川、西川一带，更为普遍，演技也很精彩。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间艺术的挖掘、整理工作。70年代，榆社霸王鞭曾在晋中地区文艺汇演时获奖。改革开放，为榆社霸王鞭注入了新的活力。1982年、1984年，“榆社霸王鞭”在晋中地区全区汇演时，又两次获优秀节目奖。1992年，榆社汽车站排演的霸王鞭，在阳泉市汇演时荣获一等奖。1994年，榆社霸王鞭被列为晋中地区民间传统艺术开发项目。如今，在榆社县委、县政府的重视下，县文化馆“整理民间霸王鞭制作组”，对霸王鞭的舞蹈、。音乐、配器等，进行了大胆改革，使其更具时代特色。1995年，榆社霸王鞭被定为山西省第三届锣鼓艺术节表演节目，赴省城太原表演，受到省城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好评。

愿榆社霸王鞭这朵艺术之花，不断创新发展，使它真正成为服务人民、鼓舞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动力。